摘要：花婆神话是壮族神灵崇拜中的一种社会历史叙事，其中蕴涵着壮族建立在生态伦理基础之上的人神同构性与矛盾张力，由此也可以推演出壮民族生态伦理缔结的依生、竞生、整生等种种范式。[摘 要] 下文立足于生态伦理学的视野，分别从环境保护、虚假宣传、捆绑销售三个方面探讨了过度包装的成因、危害与本质，为过度包装正名，为中国包装工业的发展正本清源。。【摘要】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郊县马山县为研究对象在阐述生态农业旅游内涵，在分析了马山生态农业旅游开发的现状、条件和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郊县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应注意的问题与对策、发展措施等。。为了从根本上使环境保护得到长远的保障，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 建立"绿色"生态税收制度效果较为显著。。涉税举报的效应可以分为经济上的效应和伦理上的效应两类。。
关键词：花婆神话；壮族；马山县的主要民族是壮族，境内的瑶族主要是过山瑶，在马山境内仍保留着许多独具特色的壮族、瑶族的传统风俗，如壮族的三声部民歌、打扁担、打榔、壮族会鼓、歌圩等。。生态伦理缔结范式
Abstract:Huapo myth of Zhuang nationality reflects their social and historical taste in their pediGREe on gods worship，which contains rich eco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ationality.另一方面，不能抓住本质，我们反对过度包装，并非是简单的反对包装设计的精致化、包装成本的扩大化，而是站在生态伦理观的立场上，综合考量包装行为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总体上来说，从单纯排放量征税对于税收增长的程度是相当适度的，但进一步研究各个国家的趋势--特别是那些被称作"生态税收领导者"的国家--揭示了根据排放量收的税能产生效益可观的收入。。同时文章提出，随着税收收入的逐年增加，通过受理涉税举报而实现的查补收入占工商税收总额的比例将呈逐年加速下降的趋势，而由此带来的经济特别是伦理道德上的负效应却在增加。。 The cosurvival of human and divine beings and their conflicting forces in the myth present various ecoethical forming paradigms of Zhuang nationality: dependent existence, competitive existence and cooperative existence. From the extraction of the forming paradigms, we can discover Zhuang's ecological and living wisdom.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ecoethical paradigms and world horizon provides inspiration for the solution to the current ecological crisis.
Key words:Huapo myth; Zhuang nationality; ecoethical forming paradigm
维克多•雨果指出：“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在伦理学中，一般认为伦理行为是受利害人意识支配的行为，它由伦理行为目的和伦理行为手段构成了16种伦理行为（见下表）：①
手段
目的
利己
利他
害己
害他
利己
⑴完全利己
⑸利他利己
⑼利己以害己
⒀利己以害他
利他
⑵利己利他
⑹完全利他
⑽利他以害己
⒁利他以害他
害己
⑶害己以利己
⑺自我牺牲
⑾完全害己
⒂害己以害他
害他
⑷损人利己
⑻害他以利他
⑿害人以害己
⒃完全害他
我们可以用上表来分析举报人的不同动机。。”［1］
因此，在当前生态危机严重的今天，探讨壮族与花—自然的伦理缔结范式，把它作为人类伦理的补充与提升，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此外，壮族、瑶族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有添丁节、花朝节、祭扫节、敬牛节、达旺节、达努节等。。这些改革起源的发达国家又能被分为两类：第一类即所谓的"生态税收领导者"，包括丹麦、荷兰、挪威和瑞典，他们从根本上改革其税收体系以依赖于快速增长的环境税收。。从手段上看，举报人所采取的举报行为，其伦理手段是向税务机关举报，无疑均属于害他类型。。
一、人与自然伦理缔结的双向依生范式
(一)始祖的出现决定了民族对自然的依生
据蓝鸿恩《神弓宝剑》载，创育天地与人的壮族始祖米洛甲是由一朵鲜花中生出，她用尿和泥造人。（四）机遇条件和优势
我国旅游业正在持续迅猛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将旅游业确定为“第三产业中的积极发展的新兴产业序列的第一位”，按照世界旅游组织专家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旅游出境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提出将广西建成为特色鲜明、设施完善、服务一流、驰名中外的中国旅游强省，把旅游业打造成广西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和对外开放的形象产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有不同角度和不同的层次， “主—客”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面，但不能涵盖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部。。从目的上看，以整垮同行业竞争对手为目的的举报行为，其伦理目的是利己的；。因为其巨大的生殖功能，被壮族奉为生育女神——花婆，她是壮家供奉的专司生育、保护儿童健康的女神。当地乡土文化浓郁，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壮族、瑶族的传统风俗和丰富多彩传统节日，在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时要注重发掘和整理，使之成为旅游中的卖点。。
“宇宙间一团气，旋转成一个蛋形物。拱屎虫推它转，螟蛉子钻洞，蛋裂为三，一往上飞成天，一往下沉为水，一留中间成为地。地长出花，花长出女人米洛甲。拱屎虫勤，造地大，螟蛉子懒，造天小。米洛甲抓起大地， 鼓的成山，凹的成江河湖海，天地合拢。米洛甲尿涨，尿湿土地，捏泥造人，草盖泥人四十九天，泥人活，尚无性别。米洛甲采果撒向人，抓得杨桃的成为女人，抓得辣椒果的成为男人。米洛甲又撒泥，泥化飞鸟、走兽。下雨，鸟兽和人无处躲雨，米洛甲张开双腿坐下，生殖器化为岩洞，人和鸟兽进岩洞躲雨。”［2］
流传于北壮地区的《巫经》认为：“凡儿初生，精魂缔结于花树之间。花之华瘁，花婆主之。”
根据壮族学者梁庭望的研究，花是壮族图腾的源始，由它导出其他十一部落图腾。壮族清明祭祖大多是在清明节这天或清明节前后，具体时日各地却有所不同，大多数是在农历三月初三日，但无论如何都要在谷雨之前祭拜完。。［3］花作为自然物，当它的使用价值得以实现时，就成为对自己本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属人的关系，其自然性就演化为一定的社会意义，并形成对社会关系一定的制约。因此，壮族通过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深刻认同，依照人对自然的特定的依生关系，建构起了一整套的社群以母系继嗣为轴的象征观念，从而展现出壮族依赖生态资源进行伦理缔结的历史本体论特征。因为壮族民间有这样的说法：谷雨过后，所有的坟墓都要“关门”了，祭拜在隆重祖先也不能出来“吃”了。。我国税制的公平目标应该是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公平，本文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层次分析公平问题，探讨适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的税收公平评价体系。。以挟私报复同自己产生经济纠纷的对手的举报行为，其伦理目的基本上属于害他；。
怀特海认为：“我们在世的基本形式是，在一种直接的和原始的意义上参与到我们环境的构成中去，这只在感觉经验的平常行动中才得到暗示。”［4］对于花的自然选择，是壮族根据生态学的种群选择原理，对自然认同与选择后对种族的自我确定。那坡县的壮族祭拜祖先都定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日，而靖西县则有点不太“统一”，北部乡镇是一成不变的农历三月初三日，南部乡镇以及县城则选择在清明节之前（或之后）的双休日。。（三）生态公平
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经济发展只有在不仅维护了生态平衡而且改善了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生态选择一旦建立，它就作为民族唯一的生存对策——生态伦理缔结范式，具有了永恒的真实性特征。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利用包装宣传产品，扩大销售，树立品牌无可厚非，亦无所谓过度之嫌，正本清源，过度包装的众多注脚似乎更应该写在生态伦理学的名下。。生态外部效应破坏了帕累托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不经济的。。因感觉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发泄私愤为目的的举报行为，其伦理目的无疑是害他的；。因此，壮族花婆崇拜是民族社会历史对自然依生而形成民族本质的呈现。由此可见，壮族清明祭祖是很好的、可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它可以反思西方近现代以来过分机械地强调个体人的独立与自主性。三、社会博弈以及形式主义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最后阶段
７０年代以前，在福利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阿马提雅·森（Ａ．Ｓｅｎ）曾经说过：经济学“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
(二)在自然的伦理依生中打通生死
不仅壮族的族源始于自然，而且，共同体中个体生死的意义通过在与花的伦常关系中定义与完成，标显出壮族遵循大自然的生态伦常律则。但是，壮族清明祭祖作为初中语文课程资源的现状如何呢？。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个体理性———自利性，或极大化原则的强调，已经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体之中理性的个体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税收的生态公平，就是要通过课税机制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形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防止企业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将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转嫁给社会和未来，消除企业因资源环境占用条件不同而形成生态层次上的机会不平等环境，克服市场机制只注意“最近、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的短期行为，引导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组合——生态经济效益的提高。。以索取举报奖励为目的的举报行为，其伦理目的为利己。。壮族认为，人死后，一定要回归花婆掌管的花山。如何开发壮族清明祭祖为初中语文课程资源？。在壮族地区，还流行“还花归天娘”的葬俗，并通过培植芭蕉树开花以超度死亡的产妇，从而在花的世界中打通了生死。而壮族清明祭祖就是很好的语文课程资源，一定要好好利用它来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壮族老人过世后，要举行“跳花灯”仪式。壮族清明祭祖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资源，如何开发使之成为语文学科的课程资源？。在棺前，用彩纸剪成花瓣形状，贴于碗或碟上，做成花灯，置油于中点燃，共九盏，师公在此做法。仪式结束后，中心的那盏一定要置于长子的神龛；周边的灯，家族内的人可以领走，尤其是没有孩子的亲人，可适当给钱，领来置放于床头，这样可以保佑顺利生产小孩。得子后，一定要举行还愿仪式以作答谢。 ①于是，壮族依托于自然生态物质，并建构起了生死轮回的圆形世界。我做了如下尝试：
我开展了“壮族清明祭祖探究综合性学习”活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要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生态，体现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社会公平。。
“我们已经看到，在人和超越他的实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裂缝。人能和这种实在融成一片，把它归并在他关于他的自我的规定性中，对它的忠诚就象对他的自我的忠诚一样，他于是变成它的一部分，它也变成他的一部分。他和它相经交迭。”“这样的说法架起了一座通向另一范围的桥梁，即通向人的生物进化论。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他和自然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同型性，即他不能和非人的自然全然矛盾。他和自然不能完全不同，不然，他现在就不会存在。”［5］329
所以，壮族的花婆神话，揭示了作为保护人的栖居的、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终有一死者所逗留的东西——花之中的伦理缔结流程。活动方案如下：
一、 学习目标
1、通过了解壮族清明祭祖的情况，增进学生对本民族的了解，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增强自信心，提高语文素养。。但从伦理学看，这类举报的目的仍然是害他的。。
(三)壮族姓氏，是具有生态伦理特色的结构制度
壮族花婆神话在依赖辣椒与杨桃分男女的基础上，标显家庭、家族乃至社会内部两性的社会分工，并进一步通过与花的伦理的缔结，确立族群内部支系与分别的标准。它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的操作原则体现了一定的生态伦理意蕴：（1）减量化体现了生态伦理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2、过对壮族清明祭祖的探究，让学生体验自主、合作、探究的乐趣，学会交流与合作。。然而信息传播科技的扩散过程，随着不同族群间导入时间的不同而有数字化时间差之现象，近年来全球信息通信科技的传播，不同的国家、企业、特定族群甚至个人因导入程度之不同而产生信息通信资源应用与分配不均之现象，可称之为「数位落差」。。从另一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不能以为经济发展了，政治就必然稳定，危机就必然化解，社会就必然和谐。。面对一个充满矛盾加剧的世界：战争、地区冲突、社会犯罪、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异，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伦理与文化多元性正在打破单一的垄断经济理念。。
“古人无姓。米洛甲请教兄弟雷王、图额（鳄鱼龙王）、虎王。雷王说，鸟按嘴分姓。龙王说，鱼按身段分姓。虎王说，用火棍打兽，兽按身上烫出的花纹分姓。米洛甲想分姓方法，想得病倒。人携礼物来慰问她。她按各人所带礼物分姓，送桃者姓陶，送柚者姓朴，送谷者姓侯，送鸟者姓陆，煮饭者敲着砧板说：‘辛苦煮饭，为什么不分给姓？’米洛甲分给覃姓。”［6］
这说明,壮族神话中所反映的民族生存，紧紧依赖于其产生于自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个体乃至族类是自闭自足的，成员资格必须镶嵌入一个包括其他事物并且所有物的关系都是内在于我们的存有的母体之中。依照这一原理,壮族通过与花、稻等构筑的土地上的生态网络的交往实践为中介，形成了个人与共同体的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壮族这种通过对自然的生态位的占有方式，标显出了各族群内在的差异性。所以，壮族等对主体的历史建构,既基于实体性的理解方式，更基于人与自然的交往能力与方式，并使得话语的意义取决于它在“生活形式”的语境中的用法，从而超越于它的经验事实的表达。
(四)生产方式与始祖、自然——人类对于自然的创造
以上所述，反映出壮族对自然物的物质与精神性的双重依赖。然而，流传在东兰县的师公经典《米洛甲》，却记载了她作为人类对自然哺育的恩德：
“讲起米洛甲，越讲话越长。那时没有米，那时没有果，吃茅草度日，吃竹叶养命。女米又把办法想，上下找谷种，种谷把命养。荒野千种草，每种采一束。地上千种树，每种选一株。选时用嘴尝，甜的放兜里，苦的丢一旁。拿回山岭种，不见苗生长。米洛甲心焦，忙把主意想。种树用布包，草籽枕袋装，夜晚抱在怀，出门背身上。种子不发芽，女米用奶水喂。种子吸女米奶，三月就饱胀。女米带种上坡，撒种坡上下。种子落下地，粒粒长嫩芽。一颗成薯山，一颗长蔗林，两颗桃李树，两颗稻玉米，一颗成松林，一颗成粟禾，两颗柿橄榄，两颗豆南瓜，此次有庄稼，从此有米粮，从此有树荫，从此有住房。女米的恩德大，女米的恩情长。”［7］
根据马克思“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等理论［8］5051，我们发现，花婆不仅作为个体与自然交往的中介，而且是自然的直接缔造者。这则壮族神话中的花婆，用自己的乳汁培育着自然物成长的历程，既表现出壮族眼中的“自然物”被文化逻辑所建构的特征，又展现出自然与民族社会历史积淀对生而达成的壮族本质呈现方式。壮族这种通过人与自然的交往，将自然理解为自然使用价值与物质要素的社会性使用的辩证统一，并赋予自然物以生命与主体性。人类通过与自然的相互理解，形成了一种建构性的主体间性，从而实现人类生活与自然历程的有机统一。这在方法论意义上，说明壮族已经从人与自然的感性直观的认识阶段，经过知性认知，进入了以理性综合认知的理性提升领域，使民族主体成为了自觉能动的认识主体，充分地提高了民族生存的水平与境界。
通过以上四个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壮族在与自然的伦常缔结历程中，个体是如何界定自我，又是如何成为社会人的。在壮族人与自然的伦常关系境域中，自然物不失其客观性，但又被赋予了文化象征价值；文化范畴自有其象征性，却与物质性息息相关。总之，花婆神话所表现的壮族人神同构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同质性，由此可建构出壮族的宇宙哲学，进而可导出壮族生态伦理范式与行为实践，这就是壮族伦理缔结依生范式的逻辑理则。
二、人与自然伦理缔结的双向竞生范式
(一)族群通过仪式对自然的竞生，获得类的认可与生命的延续
文明的起源和生长的法则则是人类对各种挑战的成功应战。挑战和应战之间的交互作用是超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的决定因素。一个文明社会如果能成功地应付来自于环境的挑战，那么它就可能走向繁荣和发展，反之会导致衰落和灭亡，而最适应挑战不仅能刺激它的对象产生一次成功的应战，而且还刺激它积聚更大的力量去应付新的挑战，从一次成功走向另一次新的应战，以此方式有节奏地前进，以至无穷。［9］
因此，壮族花婆神话所演绎的求花仪式，实际上寓示着壮族内化的人与自然竞争中形成的演化时间，它决定着壮族文化系统生成演化的内在尺度（表1）。
从表1所列花婆祭仪我们看出，亲属制度以继嗣关系为基础，可以表征出特殊的族群意识与集体记忆及历史观。夫妇的子嗣不育，是由于与自然神性对应性匮乏或是道德的退化，预示着族群种属中个体的自然退化，必须予以纠正。壮族认为，个人要成功地适应公共范畴，克服世界的无序并建构更易于理解的秩序，他必须通过特殊的仪式，以获得个体具有正当性的评价。具有非正当性意味着退化。人的退化不仅是因为人自身携带了瓦解性的“病毒”，它与人类进化同样是普遍适用的历史的、生物的、宇宙论的演变规律的作用所致。
“从现代生态学的观点看，每个有生命的物体都是个耗散结构，即它不能保持（endure）自身，而是系统的能量流的结果。以此看来，个体的存在是成问题的，因为它只作为这一普遍的能量流中的局部扰动而存在。……同样意义上，脱离生物群体的结构是虚幻的（transient），不稳定的，其结构中由依赖于正常能量流的变化的分子构成，它们维持其生存形式与结构。”［10］246247
因此，在壮族的生育祭仪中，他们用金竹、糯饭、鱼、鸡等自然物，作为人神交流并一致认同的象征符号与社会性媒介，使得“自然”通过相应的物质消费，转化为有利于人类目的性社会行动与过程，以改变自然居强势的位格。这种行为，还隐含着人与自然的“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的伦常认同意识。壮族与花及与花相关的生态意象的意义互动，作为一种古典的博弈规范，强调以复杂的规范结构来分析权利、冲突、交换与合作，来约束人与自然、人们之间的互动和游戏规则。这种规则在个人层面，转化为行动者在被限定的情形和阶段中与其他行动者互动，并进行自我建构与系统管理，形成具有社会生产力的规定，从而超越简单的理性算计，形成自我反映与人类知识的理论边界。并且，人类对自然物的利用，本质上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因而，在壮族人心目中，就不能将这种叙事简单地看作是神话或意识形态，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竞生生产壮族文化代码，形成一种整体性的跨越“图腾体系”的生动历史再现。
如此内容形式丰富的生育仪式，在把族类的生产视为一种文化逻辑的物化过程的同时，它也被人们认为是塑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形式”，具有非常强大的转型性的超逻辑功能——“在仪式的临时微观世界内部，参与者重新找回了所有的感官，他们的形体成为存在方式转化的场所”［11］。所以，壮族在面对神秘的自然时，通过花婆祭仪，“察其数之消长”，“居贞以俟”，“见其机而执之，虽宇宙之大，不离乎掌领，况其小者乎；知其神而体之，虽为万物之众，不能出气胸臆，况其察者乎！”［12］人类将天人运化于一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3］。壮族通过对花婆偶像的崇拜，将族类需要无限扩大，远远超过了作为一切认同基础的面对面交流的可能性，从而把有竞争的同质性再现为团结的偶像式模范，进而就可以保证世人回复他的自然天成的能力，并使得社会组织能够延续。这种韦伯式的“先验性伦理严格主义”能保证游移于神与社会之外的个体获得类的认可与生命的延续。因此，花婆崇拜作为度过人类复制信息难关的可重复的历史叙事仪式，在子嗣的拥有与类的繁衍过程中，通过竞争的仪式与人神本质的合同，提高了人类信息整合的能力，形成了“把四重整体保藏在终有一死者所逗留的东西中”的一个循环过程。这个循环过程具有指涉的丰富性与重言式的循环性，它在一种吊诡中实现世界的圆满与宗教的终极关怀。
（二）自然与人的竞生，确立受道德监督与作为地球上道德监督的人，以及人性所能够达到的高度
前揭流传在来宾、武宣的《三姑娘的故事》，反映出壮族对于人与自然竞生关系的总结。这种竞生关系，较之于前面的继嗣群社会关系具有进步性，它强调社会的道德人性和社群内个体之间的互动规范性。它要求个体通过对族群集体的象征系统的全面把握，完成对自然至善原则的皈依，从而彰显出生态伦理叙事的历史真实。
戴斯•贾丁斯指出：“因为上帝被假定为绝对的善，自然界发现的目的是上帝的目的，自然秩序就等同于道德秩序。自然本身有其目的，自然的和谐功能就体现了上帝计划的善。在此理论中，自然法则包括我们在自然中发现的描述性的规律，因为这些规律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是我们应当遵守的规范性和说明性的法则。在此伦理传统中，实现我们自然的潜能——暗指与自然界的和谐——是伦理行为的最高形式。”［10］26
在此，花婆是道德的象征，它用以警醒世人，使他们在族群文化赋予个体的自我反思中，通过对祖先—自然的理解性皈依，迫使个体能够将琐屑的、低级的生物性的恶及眼前的利益放弃，从而在现实的历史化过程中达成与更为中心的代表族群持久的利益的自然合一。这种合一，是正式地变更非善的异端指号，并通过进入精神性的善的宇宙万象，获得人的存在的合法性。因此，要使个体认识到历史认识论与实践的非个体性，必须认识到受道德监督与作为地球上道德监督的人及人性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人对自然的皈依是充分必要条件。于是，花婆就以凌驾世俗支配性的终极力量的形式出现,以确保主体不受社会性的有限所伤害。而透过花婆的中介，我们发现了自我的意义，就在于使我们的生命与整个地球社群的生命趋于和谐。这样，就要求在主体间性的阈限内，主体之间必须相互给予生命的滋养与灵性的伦理。
至此，花便成了壮民族生命与灵魂的栖居。这种栖居，反映了壮族生态伦理缔结的历程、方法与哲学精髓——对于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的这一生物学的或进化论的解释——在这里和精神的或宗教的体验也许并无不同——使我们再次想到，我们必须超越把“最高”和“最低”（或“最深”）对立起来的过时的看法。在这里，历来所未有的“最高”体验，人能设想的和终极实在的欢乐融合，也能同时看作是我们最基本的动物性和种族性的“最深”体验，是对我们与大自然同型的深刻生物本性的承认。［5］330
花婆对人类整个生命历程的调控，说明世界并不仅仅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它有着一种绵延不绝的力量弥漫在所有存在物之中，人类仅仅是整个巨大的有机体中的一部分。人类如果要好好地生存，就必须以“敬畏生命”的态度与实践去面对大自然，缔结大地伦理，凸现人类的“大人”人格——“夫大人者，与天地合气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人乎？”［14］
可见，花婆神话，以其古老的女性色彩、自然平等观，与当代生态女权主义者一样，重新审视了西方世界观和科学观形成的根源,也重新评价了培根、笛卡儿、牛顿等现代科学缔造者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而且更强调人对于大自然的依赖。它通过将人与自然的经济关系转为伦理基础，在反对种族歧视、女性歧视的号角声中，使自然仅仅被视为资源和单纯的客体思想中解放出来，尊重“自然的权利”。同时，在人与自然的共生境域中，可使作为族群主体的人，真正体应“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5］的从形下趋至形上的历史流程。
综上所述，壮族与自然的双向竞生，使得壮族通过血缘与地缘关系的融合,在伦理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合一的历程中，达到自我认识的深化;并且，在侧重解剖个体的历史生成与作用时,强调的是族群与自然相认同的动态过程,因而加强了壮族个体行动者自己根据血缘与文化背景来达成族群认同的实现,增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可调控意识以及人的适应能力，从而以自己精魂铺叙成具有本民族特性的生态审美场。
三、整生范式：生态伦理认同的弹性环回度与整体伦理学的历史建构
花婆认同具有极强的弹性回环度。它通过生态多样性/母性多元性意义的认同，展现出壮越等族生态伦常缔结的广阔延展度。它形成人与自然交往的第三个层面——知识性交往，这种交往方式与前面的揭示的始祖产生表现的人与自然的共感性交往、人与自然竞生的规范性交往相结合，其终极目的指向整体伦理学的历史建构。
